魏晋人物谈丨山涛投入司马氏怀抱的深意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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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涛投入司马氏怀抱的深意何在?
大约正始八年(247)山涛主动辞官归隐,直到嘉平三年(251)司马懿去世,长子司马师执政掌握实权后,山涛才重新出山求官。而这几年中,有两件重要事件标志当时国家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对山涛的心理产生微妙影响。

其一是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从曹爽手中抢到曹魏军政大权,奠定了司马氏对于国家的绝对控制权;其二是司马懿去世之后,嘉平六年(254),中书令李丰和光禄大夫张缉图谋废掉时任大将军的司马师,打算改立夏侯玄。上任三年的司马师将夏侯玄、李丰等人一举擒获杀掉,平定叛乱,并将曹芳废为齐王,拥戴高贵乡公曹髦继位。
这两件事情说明,司马氏政权不仅从曹魏手中抢到了军政大权,而且也完成了从司马懿向司马师的权力过渡,司马氏政权的坚强稳固地位已经不可撼动。

大约就在这时,山涛认为重新出山的时机已到,便找到司马师请求做官。
原来山涛家族地位虽然不够显赫,但却有一条与司马氏家族联姻的重要关系。司马懿夫人张春华的母亲(即司马懿的岳母),竟然就是山涛的从姑。这样算起来,山涛与司马懿夫人的关系,应该是未出五服的中表亲。那么司马懿也就是山涛名正言顺的表姐夫(妹夫)了。更重要的是,山涛的表姐,司马懿的夫人张春华正是后来司马懿的继任者司马师和司马昭的亲生母亲,所以山涛又是司马师与司马昭名正言顺的表舅。前面提到山涛的族人向司马懿热赞山涛,虽然没有交代具体人名,但有理由认为正是山涛从姑的这条线索。
凭借这层关系见到司马师后,果然见效:
与宣穆后有中表亲,是以见景帝。帝曰:“吕望欲仕邪?”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中郎。(《晋书·山涛传》)
司马师所说“吕望欲仕”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却点出了这次山涛出山的实质所在。这次出山是山涛人生经历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山涛由一位山林隐士转变为司马氏政权中一位职业官员。那么接踵而来的问号便是:作为与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名士有着共同价值观和友好感情的名士,为什么要背叛信仰和朋友,走上与好友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念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去?
以往人们大多从负面角度评价认识山涛的出仕之举。其实,综合各种材料,完全有理由颠覆从前对山涛的评价和结论,可以从正面角度理解和评价山涛的出仕行为。
再次出仕的山涛山涛已经五十岁上下,并不是一个血气方刚,率意而为的毛头小伙子,而是一位具有深厚的人生阅历和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政坛大咖。与山涛同辈的裴楷评价他说:“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世说新语•赏誉》)与山涛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则评价他:“看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能名其器。”(《世说新语•赏誉》)顾恺之则说:“涛无所标明,淳深渊默,人莫见其际,而其器亦入道,故见者莫能称谓,而服其伟量”(《世说新语•赏誉》刘孝标注引《画赞》)以山涛这样的深沉和城府,他投向司马氏政权应该不会仅仅出于个人需求,而是具有更为深广的价值和内涵,那就是:代表正义力量进入政坛,影响司马氏政权,成为正义力量在司马氏政权中的代言人。从山涛入仕之后的所作所为看,这样的推测也许不无道理。

山涛进入司马氏政权后,首先完成的一项工作就是获取司马氏政权的充分信任和依靠。他利用自己家族与司马氏家族的亲戚关系,很快在司马氏政权中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司马师去世之后,司马昭继任,对山涛表示了极大的好感和提携:
久之,拜赵国相,迁尚书吏部郎。文帝与涛书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谷二百斛。”(《晋书·山涛传》)
除了职务提升和经济关照,司马昭还在关键时刻对山涛委以重任。景元五年(264),钟会在蜀地作乱,司马昭亲自起兵西征。司马昭对山涛说:“西偏吾自了之,后事深以委卿。”(《晋书·山涛传》)以本职行军司马,拨给亲兵五百人镇守邺。与此同时,司马昭对山涛的信任有增无减。这一年,山涛又受封为新沓子。转为相国左长史,统领别营兵。而且,司马昭还“以涛乡闾宿望”的原因,“命太子拜之”。这时,还发生一件为山涛后来仕途达到顶点奠定基础的大事。
因为司马师没有子嗣,司马昭便把次子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为了表示对兄长司马师的尊敬和对司马攸的喜爱,司马昭打算把司马攸立为世子。但此举遭到山涛的强烈反对:“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国之安危,恒必由之。”因此,世子的人选由司马攸改为司马炎(晋武帝)。司马炎因此对山涛感恩戴德,不仅亲自登门拜谢,而且在禅代登基后,对山涛百般维护推举,把山涛推向仕途顶点。
随着司马昭、司马炎父子对山涛信任和推重与日俱增,山涛的职务和权力也越来越大。山涛把自己作为正义力量代言人,在政务中发挥正能量作用的计划也逐步得到实施。山涛在担任冀州刺史时,冀州风俗鄙薄,无推贤荐才之风。山涛鉴别选拔隐逸之士,查访贤人,表彰或任命三十多人,都显名于当世。山涛因此受到百姓士人的仰慕推崇,当地风俗也为之改变(见《晋书·山涛传》)。而山涛在司马氏政权中发挥正能量作用的最大体现莫过于他负责人才选拔工作十多年中以公正之心选拔人才的积极作为:
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谮之于帝,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矣。”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寝。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晋书·山涛传》)
人才选拔是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大事,尽管魏晋时期受九品中正制度的限制,庶族人士难以进身,但在既定制度下如何尽量实现公正公平,仍然是全社会都关注的大事。山涛所为,可以说是在九品中正制度下为实现人才选拔的公正公平,作出了积极贡献。也体现了山涛进入司马氏政权后代表正义力量所能发挥的最大积极作用。

代表正义力量在政权中发挥作用,难免与最高统治者的意愿发生龃龉。是违心屈从帝王意愿,还是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这是考验鉴别真假正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山涛在这个问题上屡屡交出令人赞叹的答卷:
山司徒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世说新语·政事》)
晋武帝讲武于宣武场,帝欲偃武修文,亲自临幸,悉召群臣。山公谓不宜尔,因与诸尚书言孙、吴用兵本意,遂究论,举坐无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后诸王骄汰,轻遘祸难,于是寇盗处处蚁合,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遂渐炽盛,皆如公言。时人以谓山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之理会。王夷甫亦叹云:“公暗与道合。”(《世说新语·识鉴》)
两次事件,一为人才选拔,一位国家文武要政,均为国家大政。尽管山涛的意见当时未被采纳,但事实证明山涛意见的正确,从而显示出山涛敢于代表正义力量在国家最高权力圈内发声的可贵精神。
山涛在司马氏政权任职期间,国家政治并非四平八稳,觊觎权力,寻求问鼎者也大有人在。贾充、羊祜、钟会,一个个政治冒险家像走马灯一样此起彼伏。在这些政治危机中,山涛既要与其周旋,保持自身的安全,又要尽最大可能为正义力量代言,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难能可贵。
由这些行为我甚至认为可以做出这样的联想和推测:山涛劝嵇康入朝代己为官,是不是也有多拉一位自己的同志进入国家政权机关,为自己的为正义力量代言扩大阵营的初衷和用意?


(本文摘选自《魏晋人物谈|山涛:出污泥而不染》,《文史知识》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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